三线二代的回忆(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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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二代的回忆(续二)

顾国权

七、我们结婚成家

进厂学徒期满后,我们三线二代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那个年代,三线工厂的那个环境里,找对象多数是请人介绍,或者是热心人主动来帮你介绍对象。如果自己喜欢一个人,很少会直接向对方表白“我爱你”,双方自己表白恋爱成家的是极少数。那时的谈对象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现在年轻人的浪漫。

? 结婚时的酒席也是简简单单,往往是在自己父母家里或借工厂食堂(地方大,可以多放几张桌子),摆上几桌,没有大操大办的。结婚用的喜糖和烟酒是要托人找关系才能买到。来送礼的除了送钱的,还有送暖瓶、脸盆的,送被面、床单、被套的。

结婚也是要拍结婚照片的,男的穿西装,女的穿婚纱,服装是照相馆里备好的。放大一张挂墙上,几张小的插在相册里留存。婚假三天,过了三天就正常上班。个别能请到假的,条件好的也会出去旅游结婚。

我们那个时候结婚没有现在年轻人最愁的房子问题,要结婚了,工厂的房产科会分配给你一间房子。新房里的布置是这样的:有大立柜,五斗厨柜,桌椅和床,再有就是自行车、钟(挂钟或座钟)。床上有高高的一摞一辈子也用不完的新被子,门窗贴上“喜”字,新婚房间布置的喜气洋洋。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新婚房标配。

八、职工的福利和业余文化生活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工厂的福利科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要想尽办法,或者通过各种关系,到外地采购回蔬菜、水果、鱼肉及其他农副产品,分配卖给职工。在这穷乡僻壤的工厂家属区,买到鱼肉时,家家的厨房里冒出同一种香味,尽享共产主义的美好。

? 刚刚到贵州时,窝头、高粱米等粗粮没有了。吃的米是籼米,淘米时,要拣出很多有壳的谷子和小石头。也不知当时是加工不行还是为了压秤有意为之。也有大米,为了与籼米区别叫粳稻米。但是,因为粮食是定量的,买米多是买籼米,出饭。面粉也有精粉,少并且价钱贵,要过年时包饺子才吃。

? 职工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贵州三线的各个工厂大致都一样。厂工会是很忙的单位,他们除了要不定期的拉来**胶片放**外,还要组织工厂的文艺宣传队、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羽毛球队以及排球队的活动,组织摄影、美术、书法和棋类活动。还会邀请其他工厂的球队进行比赛。总之各类文体活动比较多。

? 记得较清楚的一次球队比赛,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云马厂和安吉厂的足球比赛。云马厂是011基地下属工厂的最大一个厂,有五到六千职工。安吉厂有两千多职工。两个厂的足球水平在当时是011基地各个工厂中水平最高的。当时的云马厂队曾经与国家足球女队过过招,云马胜。还向贵州省队输送过队员,可见实力了得。云马和安吉的比赛场地在云马厂。安吉厂与云马厂相距约有50公里。比赛那天,安吉厂的球队和去助威的球迷下班吃了晚饭后,乘了大约有7、8辆解放卡车,浩浩荡荡的出发。到了云马厂的球场,场地灯火通明,云马球队的队员已在场上热身,云马厂的观众是人山人海。比赛和助威呐喊的气氛非常火爆。云马厂队是大厂,又是主场,势在必得。结果是打平,本该点球决胜负的,裁判看到激动的球迷们可能要闹事,取消点球,宣布比赛平局。安吉厂去的几百人,势单力薄,闹起事来,是要吃亏的,匆匆忙忙上车离开。安吉厂足球队的队员有些是我的玩伴或邻居,至今还记得有大麻和二麻两兄弟,沈文阳和沈文东两兄弟,王英、二陆等,如今他们也都陆续退休了,他们就是人们眼中的球星。

九、工厂与附近村寨的摩擦

? 三线工厂附近都有村寨,离工厂很近,互不往来。刚建厂那些年,工厂常常会和附近的村寨发生矛盾。比如工厂占了他们的土地,或是污水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等等。为此,农民会来工厂进行小捣乱。大的破坏是没有的,毕竟是军工厂,受到国家强力部门的保护。矛盾激烈时,职工们受不了气,就晚上聚集起来,点上火把冲到村寨里,扬言烧村寨。农民也聚起来互不相让,对峙一阵了事。烧村寨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农民非玩命不可。矛盾最后都能化解。在安大厂发生过家属区篮球场上的篮球架突然消失,是附近农民小青年趁天黑人们睡觉后,偷偷把篮球架搬到了他们村寨新建的篮球场上了。当然很快就被工厂发现了篮球架的去处,派人派车再去拉回来。

? 工厂附近的村寨有少数民族的村寨,如苗族或布依族的村寨,也有汉族的村寨。少数民族的穿戴主要是妇女有特点,苗族妇女的服饰很漂亮,衣服上银饰品多。汉族村寨的妇女的穿着与我们不同,衣裤外面要穿青、蓝色的宽袍,戴头巾。年长的男人穿长衫,年轻的与我们一样。刚来贵州时,以为他们也是少数民族,后来知道她们的穿戴保留了明朝的特点,他们的先辈是在明朝时来贵州屯边的。据说近几年还有人去南京寻根。

? 当地农村的汉族有一个习俗,就是春节那几天对山歌。村子里的小青年,三五成群或是十几个人,男的一群,女的一群,相隔十米左右,互相对山歌。歌词随意发挥,打情卖俏,或是家长里短都能唱出来。男的这边簇拥着一个人唱一句,女的那边回一句。在过春节的那些天,铁道旁,公路旁,随处可见一群群对山歌的人,我们觉得好玩,在旁边看热闹。后来,渐渐的这个农村娱乐的习俗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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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帮文化的红帮发展

19世纪末期,奉化民间中流传“三把刀”,即裁缝、厨工、理发。当时许多奉化人为谋生,纷纷离乡背井外出寻找活路。奉化剡江、金溪两岸的江口、王溆浦、前江、南渡一带以裁缝营生者最多。他们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用一把剪刀、一把市尺、一柄烫斗及针线粉团打上包袱,历尽艰辛向外闯荡,大都流向沿海一带城市如宁波、上海、南京、青岛、天津、哈尔滨,有的还转向朝鲜、日本、香港及东南亚等地,为人裁布缝衣。

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于是,诸多大使馆、领事馆、租界、商埠、办事处、洋行等海外的机构或团体亦应时而生,自然牵涉到这些外国人的衣着问题。于是,一些外出谋生而头脑灵活的本帮裁缝,便不做原来的长袍、马褂、对襟衣了,开始做起西服来。且生意不错,渐渐发迹。当时凡替外国人(俗称红毛人)做西服的那些赶时髦的裁缝,便是红帮裁缝。

江口前江村的江良通、王溆浦村的王睿谟曾相继东渡扶桑,见习西装裁缝,掌握了制作西装技艺,1896年后,他们先后在上海开设了“和昌号”和“王兴昌”洋服店,这是奉化裁缝在中国最早开办的西服店,他们传子带徒,逐渐形成了松散的“红帮裁缝”团体。奉化裁缝的特色在制作质量上很讲究精工细作,又有一套裁剪、缝制、因人而异的过硬本领,很受时人赏识。1904年王睿谟化三天三夜时间用手工飞针走线为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缝制一套西装,成为我国服装界的一个创举;1916年慕名来到王才运开办的“荣昌祥”西服店,要求以士官服为基样,改制成直翻领,四贴袋,五粒扣的新式服装,王才运操刀裁剪制作,不上三天就完成,孙先生非常满意,被后人称为“中山装”,誉为“国服”。“红帮裁缝”因手艺精湛而走红,名噪天下,不仅创造了中国服装史上的三个第一,还造就了一大批西服制作的优秀人才。“红帮裁缝”为了扩大门庭,不断从奉化乡里招去同族同乡以及周边乡村子弟收为徒弟,当时“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最盛时职工多达100余人。南京路共有八家西服店,其中七家为奉化人所开,在上海奉化籍西装店就有100多家。“红帮裁缝”开设的西服号,大都前店后作坊,工贸合一,主营西装,兼营衬衫、领带和各类鞋帽,形成服饰系列,这是“红帮裁缝”经营的特色。

王才运先生出身贫苦,素有反帝爱国之情。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领导“五卅”商界罢工。1925年的“五卅”惨案就发生在“荣昌祥”店面附近,王才运先生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学生的,立誓抵制外货,拒绝与外国人经商。而当时制作西服的呢绒面料都是进口的,做西装大多又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王才运先生为实现不卖不买洋货的诺言,毅然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他的得意门生、外甥女婿王宏卿经营。并把多年苦心营织起来的资金,以分红形式,赐给追随他多年的门生。

他的门生得此厚资,纷纷自立门户,开设西服店。

先后离开“荣昌祥”开厂开店的奉化人有:

王才兴、王和兴兄弟于南京路807号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

王来富于南京路815号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

王辅庆于南京路791号开设王顺泰呢绒西服号。

王廉方于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

王士东、周永升于南京路775号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

王正甫、王介甫兄弟于广西北路346号开设洽昌祥西服号。

王继陶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429号开设汇丰西服号。

孙永良于贵州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

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店。

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店于重庆路。

王飏庆开设中华皮鞋股份有限公司于南京路、河南路东首。

周毓字开设华东皮鞋店于南京路777号。

于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南京路上蓬勃发展的西服业,几乎被王才运的亲族和门生所垄断。一时间,上海南京路成了奉化西服业一条街。这些企业大部分成为上海的名牌商店,对南京路上的繁荣,中国西服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此,“红帮裁缝”已完全形成。

“荣昌祥”自王宏卿接手后,悉心改良经营管理,开拓了团体制作业务,如承接铁路员工号衣,航空军校制服,发展军服、雨衣等业务,并扩大呢绒批发,使“荣昌祥”更加兴旺发达,全盛时资产达50万元之巨,在众多师兄弟的竞争中仍为上海西服业之冠。

“红帮裁缝”在上海成名后,随着上海西服业的兴盛和店铺、技师的饱和,“红帮裁缝”便向外开拓生存空间,他们有的北上东三省,南下厦门港台,有的西进中原武汉;有的还跨出国门,远涉重洋,到北美、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开创基业,施展才华,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南京、重庆、青岛、大连、广州、厦门、海参威等地。目前,在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尚存许多“荣昌祥”的第二代、第三代门生。比如香港陈才荣开设的“益昌公司”,王定海开设的呢绒服装公司等等,均颇有影响力。 从而把祖国的服装文化,深深地融注到西方世界。

“红帮裁缝”谋业各地都有不少建树,事业成功都不忘造福桑梓。他们爱国爱乡,急公好义,资助公益,兴办慈善,泽被故里。如王溆浦村王才运、前江村的江辅臣等。王才运在上海被称为“模范商人”,他是一位爱国的“红帮裁缝”代表。他在租界内最早发起成立商界联合会,并任第一届会长。他积极支持“五四”运动,为维护租界内中国人合法地位与应有权利进行斗争,带头抵制洋货,提倡国货,是实业救国运动的倡导者。他乐善好施,出巨资在家乡王溆浦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如出资修筑乡里最大的水利设施——外婆石契,疏浚溆浦河,建造“寿通桥”,助田100亩作为溆浦学校田,供贫寒子弟免费读书,还出资筹建了“奉化孤儿院”等等。江辅臣是江良通之子,在上海发达后,在家乡助田123亩,助银16000元建造了远近闻名的“锦沙学堂”;还建桥、修路,捐助平安会等,为四邻八姓传为佳话。

第一、二代“红帮裁缝”以一把剪刀,剪出了奉化人缤纷多彩的人生世界,开创了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先河,他们是中国服装界的骄傲。 第一、二代红帮裁缝为中国服装行业树立了丰碑。解放后第三、四代红帮传人承传了红帮精髓而胜于红帮。

第三代红帮传人余元芳是奉化白杜人,解放前从师于上海王才运门下,从小练就“红帮裁缝”工艺三大绝技“目测量衣”、“抽丝补调”、“特型矫正”。解放初在上海开设“波纬西服店”,为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做了新中国第一套西服,后经陈毅市长推荐,将余元芳和他的“波纬”调迁北京,改为“红都服装公司”,先后为许多外国元首、驻华领馆人员和共和国许多党和国家***制作服装,被誉为“服装国师”和“西服国手”。许多外国来宾称赞他做的西服比英国牛津的还好。他为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及其妻子,王子“目测量身”做的西装非常合身,亲王惊叹余元芳是“他见到过的最好的服装大师”,还特地把一只镂花银盒子送给余元芳作为纪念,传为佳话。余元芳作为“红帮”在新中国的代表和领头雁,为祖国的服装文化辛勤耕耘作出了卓越贡献。几十年当中,他带出了一批批技艺高超的徒弟,这些徒弟经过再传,把“红帮”技艺融会到中华服饰文化大海,使红帮服饰文化发扬光大。第三代的红帮传人又为中国服装行业树起了第二座丰碑。

榆林村人陈志康,继余元芳之后,续任北京红都服装店经理。他领导“红都”师傅专为中央首长、外国要人和驻外使节定制西服。他本人手艺高超,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国家警卫局要“红都”赶制一套为主席最后穿着的中山装。他立即率服装师研究,由于已不能量体制衣,所以只好找来旧衣参考,并用目测法制成。如今,毛主席躺在纪念堂里穿着的一套银灰色中山装,就是陈志康等人的杰作。李鹏出任总理后,他的衣服基本上由陈志康一人包揽。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一家,也曾找陈志康制衣,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莫尼克皇后生日,西克努克特地打电话请陈志康参加生日宴会。

精湛的传统工艺,使“红帮”日益焕发光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红帮”的故乡,勃发了服装工业的青春。凭着历史的渊源和奉化裁缝的技术优势,奉化市相继办起了西装、时装、羊毛衫、针织、衬衫、羊绒服装、裘皮服装等诸多颇具规模企业,至今全市有服装企业200多家,从事服装业人员占全市从业人口的四分之一,服装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

新生代的红帮传人不仅仅守成,而且大胆创新,把红帮的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结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交融,使“红帮”的故乡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1991年罗蒙西服以“用料讲究、款式潇洒、线条明朗、造型优美、风格独特、漏验率为零”称雄西服业。法国前总统看到中国官员和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所穿服装款式新颖,色泽宜人,从质地到工艺都是世界一流,误以为这些服装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当得知这些服装均是奉化服装厂生产的,密特朗总统顿时赞不绝口,连称“这是真正东方艺术,真正东方艺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奉化的服装企业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档次迈进,特别在近几年来,罗蒙、爱伊美等服装企业相继引进了世界一流先进设备和成套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并革新工艺,2000年罗蒙成功研制了“绿色环保型无粘合衬西服”被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价委员会推荐为“高质量科技产品”,并被列为“欧盟市场销售目录”,打开了通向欧盟市场的大门。目前一个更高层次的集团型、系列化、多元化、信息化、名牌化、个性化、国际化格局正在奉化形成。奉化服装在全国服装行业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她已拥有超一流的大型集团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企业,拥有“中国名牌”称号企业,其中罗蒙集团是“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企业”、“中国最高利税企业”“中国最大出口创汇企业”。罗蒙品牌全国市场综合占有率雄踞中国服装业名牌企业的第二位。而且罗蒙以自己的品牌进入了欧洲和美国市场,开创了以民族品牌融入世界名牌服装之林的先河,这又是奉化人的骄傲。

红帮文化已不再仅仅是红帮人的文化,而成为奉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精神在不断的延伸。其中第四、五代红帮传人的代表盛军海、盛静生、傅志存等的成功业绩就是最好的诠释。红帮文化已成为中国民间服装艺术的一种象征,它是“真正的东方艺术”,它又在不断的升华。

红帮作为一个服装流派,是一种产业型集团,她长期以师徒传授关系,确实推进了民族服装事业的发展,但她又以新的传承形式扩大生存空间,代代相传延绵永恒。红帮以她精湛传统技艺,立足生存求得发展,以敢于争先的创新精神创造明天的领先。红帮以她丰富的民族内涵的浓浓情商,情系天下,服务大众,回报社会,对人类文明不断再创造。

文化的盛兴,被称之为繁荣,世代的铭记被称之为永恒。盛兴百年的红帮服饰文化,她将使奉化的服装业乃至中国的服装业恒而久之。